寫在主流媒體工作時

拎著相機穿梭城市不同角落,為那些聲音被壓縮的人們發聲,捍衛公眾利益與知情權,曾經想像如果能每日過這種生活應該很美好的。

但三年前的一個決定,由媒體走入運動,參與不同的生命共同體,參與土盟和一波又一波的運動,原來心裡最想做的事情,遠遠不止於拍一條片寫幾百字;愈投入,就離原來的想像愈遠,跟媒體、記者之間也愈見嫌隙:寫採通,無交打就無人到;遊行示威想幫村民留底,永遠都要畀攝記優先;約訪問,記者對議題不一定熟知,結果成日都要由頭講起。還有太多太多不愉快經歷,也不詳述。

偏偏我讀新聞系,可以反叛,可以hea讀,但都要修夠學分先夠畢業;要畢業,就要做實習,結果兜兜轉轉,最後還是返回起點,進入一間小報館工作。同事有火,我也做得起勁,一來是不想成為自己口中批評的那種記者,二是我們都覺得,這時候入行所背負的不僅是採訪社會事件的責任,更是整個社會對新一代新聞人的期望。

這個時代,新聞難做,今個星期之後更難做。我們會認為傳媒機構擁有監督社會的權力,並通過立法、司法裁決確立傳媒在社會上享有新聞自由,傳媒機構再將權力下放予前線記者和編輯,然後我們代表讀者向公權力提問,代表公眾利益進行偵查。傳媒常說自己有獨立於三權以外的「第四權」,這種權力其實正正是由閱聽人授予的。但我們有做好嗎?

自己有很懶的習慣,寫好一個故事,為了所謂平衡觀點,求其send電郵去政府部門,無回應就算。前輩說,這樣可以,但你draft的問題,是當權者有責任去回答的,所以才要走十六層樓梯去聽一個答案,李翔、長井健司、David Gilkey(還有無數無數)就係因為這種理想殉職,就係咁樣去堅持呀!!!點解不能做更多?點解不多行多一步?有時我心裡也會交戰,點解一定要被公關帶住走,點解不能夠問大眾想知道、想解釋清楚的問題?問啦,做咩唔問?你唔想知個答案咩!!

很想,但偶爾做不到,所以還要繼續去試煉和克服。

其實第四權並沒有凌駕於三權之上,憲法保障的新聞自由也只是無形的句子,要實踐和捍衛新聞自由,不是要上街吶喊,不是要大聲疾呼,要做的是真誠地代表「公眾利益」去採訪和撰稿,時刻保持為無權者發聲的正義,將議題用最簡單易明的字句表達,小心求證手上每一項資訊,理性報導自己不認同的聲音,寧可樹敵如林而不攀權附貴。這不是時代責任,這是我們根本的工作。

媒體塑造著社會,改變社會,教育社會;當我們犯錯,整個社會也要一起埋單。無論是報館的同事,抑或在街上遇到同樣在經歷試煉的同學,或許有時會頹,但實在責任重大。或許你讀到這裡無覺得很虛幻,不過總覺得這種文字還是要寫下來才能律己自勉,至少在這三個月,做好做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