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手記

像我們這樣的一個媒體——2020編首語

在反送中爆發大規模抗爭的第十天,我撰寫了一篇編輯文章,如此寫道:「 我們不是自嘲,而是告訴各位: 《基進報導》 是反送中運動的一部分,我們是大家的一部分。 」這篇文章的題目是 《我們經營著理想中的媒體》 。

的確,在大家甚至我們自己眼中,《基進報導》並非現時公民社會起眼的平台。 你不會在集會的現場見到著上《基進報導》的反光衣走來走去;你不會在我們網站見到血淋淋的警暴;我們的鏡頭和文字,大多數都是一堆老生常談、平時睇完都會忘記的事件和人物;我們的直播,大多數都是同基層、勞工、環境相關的調查報告發佈會和講座。偶爾有內容會加設香港手語傳譯,或乾脆在記者會安排傳譯員。

當初我們做新聞的初衷是甚麼?

關於採訪權——我們不認同的認證制度

2017年,政府所謂開放網媒採訪權,要求欲申請政府總部採訪證、加入政府新聞處採通系統的媒體,必須提交前3個月內定期於網上報道新聞的證明,而該平台每星期最少5日更新新聞平台;最少有一名編輯和一名記者、須按《本地報刊註冊條例》註冊。

雖然以上的舉動,並沒有具體針對報導內容進行審查,但我們的質疑是,為何必須要每星期最少更新5日、按條例註冊,才被新聞處認定是可以採訪的媒體? 為何判斷一個媒體、一個記者能否在政府總部採訪、能否收到採訪通知,需要行政機關設立標準去認證?

我們堅持,作為基本人權的新聞與出版自由並非由「新聞機構」去行使,而是由個人——每一個人,無論是記者、公民記者、獨立記者、普羅市民,只要在公眾地方、事件關乎公眾利益,除了接收更有傳播的權利。而這些權利不應該被行政機關所審查。

《基進報導》採取了異於一般網媒的做法,我們拒絕參與這種半審查制度,同時,我們也不認同一定要有「反光衣」、「記者證」甚至「記協記者證」才能在事件現場採訪的做法。因此,我們由始至終都沒有用過這些以作識別的工具。

這是我們的底線,因為我們深信,傳播是每一個公民基本的權利,而不是專業記者的專利。

記者在這半年的社會運動,成為受到大家尊敬的工作,而出色的記者,確實也是民主社會重要的組成部分。身為基進報導的編輯與主事者,我自己本來亦畢業於最傳統的新聞學院,曾在最主流的媒體裡工作過,但今日去經營 《基進報導》 ,我不是記者,也不希望被大家用平時看著「記者」的眼光凝視。

與馬屎埔陳伯夜宿一宵,抗議立法會財委會審議東北發展撥款

關於報導方法——我們的自我反省和成長

主流媒體是一個溫暖的同溫層,裡面有著各式各樣光怪陸離的行規與慣例,每個人總有對自己的所做的報導,有一套完整的解釋。

「我已經保護好被訪者的身份了」、「記者的天職就是要報導真相」、「要將真相傳遞予社會」,所以也「必須要」進行某某報導、某些採訪。

最常見的理由是「公平」,我影警察,也會影市民;我對林鄭嚴苛,對抗爭者同樣要公正持平。這種「公平」無視了有權者與無權者,在鏡頭背後處境的差距。

一個高官名人被報導出來,有整個國家機器在背後同佢一齊面對,無論好事壞事。一個普通市民上報紙,只有他自己與親友去面對,而更多時他的身份是受害者,或者是受害者身邊的人。

所以將「公平」抽空去處理,本來就對權力與社會地位不對等的一方不公平。

我在新聞系的四年,以及短暫在主流媒體的日子,最大的反思是,我們做報導的動機、刊登後的效果,最後如何影響被報導、被我呈現的人。

最後只得一個媒體直播的記者會

想起一段往事。

有一次在社工安排下,在某村拍攝一個非法寮屋區被遷的故事。我帶上航拍、單反、攝錄機,本身希望去通過拍攝這些故事,讓被社會看見被遺忘、慘情的寮屋居民。

一間又一間私自搭建的鐵皮屋,以及劏細了的木,住上了數以百計的人,受盡壓力的街坊一見社工,就馬上忍不住哭訴辛酸。好不容易才夾了幾千蚊買到材料維修被風吹走的屋頂,然後就被迫收地;在四面無窗的劏房裡,與鄰舍關係不好,可是貧窮得無能力去租另一個單位;遭到濫收水電費,但基本供電似乎都有問題。

然後我拎住價值超過三萬的高檔攝影器材,去拍攝這些場面。未去之前,我只想要拍到幾煽情、幾打動人心、幾痛罵社會大眾的不作為;但那時我在社工面前,卻感到無比的羞愧。

我有時覺得,新聞、或者報導作為一種社會現實的載體,本來就不會一定做到最理想的效果:被揭露的事情可能沒有完全呈現完整的脈絡,被指責的對象背後所面對的處境,也可能沒有被呈現出來;又或者報導之後沒有帶來實質的反思和政策改變。但更羞愧的不是「我寫文拍片幫唔幫到人」,而是我只想到自己如何通過別人的悲傷而換取掌聲。

我是抱著理想進入學院與行業,帶著無奈和失落離開,也帶著信念去營運自己的媒體和做組織工作。我沒有覺得自己今天的工作比當時進步很多,但我們清楚了解,即使那些報導最後換來掌聲,但換不回受傷工人失去的生命和肢體,換不回幾代人努力經營的家園,換不回小朋友在不適切住房長大而失去的青春

我沒有覺得在裡面工作的前同工或同學每一個都是壞人,只是我沒有辦法接受自己在這樣的世界裡面運作。即使現在的工作也很難與主流媒體切割,畢竟對抗主流媒體必然存在的現實,就是一種不現實。

即使每年還是同樣的儀式 ,我們今年才第一次報導工殤紀念日,但之後不想再缺席

關於報導方向——我們將繼續在人間同行

但我們面對現實之餘,仍然擁抱理想。

過去四年多的日子,我們以同行者的身份,走過一次又一次大大小小的工潮,寫下一條又一條鄉村的抗爭史,採訪一位又一位劏房居民的艱苦生活,見證一次又一次小販隊掃場,參與了一次又一次只有七、八個人的遞信請願。遠赴台灣蒙古馬來西亞,見證當地的社運事件,見證政權的更迭。

這些故事,這些畫面,可能大家早已耳熟能詳,又或者沒有慣常的所謂「NEWS」元素,市民不會覺得多一宗是大事,少一宗是好事。但我們所生活的社會,所謂日常,正正是充滿著這些見慣不怪的苦,普羅市民各自已經被社會打壓得沒有空間和心力去關注別人的苦。

工會組織幹事同伴笑說,這一年半載幾乎次次地盤追糧, 都有《基進報導》的身影。 。勞工組成立之後,所有追討個案,我們全部都記錄下來

《基進報導》這個媒體之所以繼續存在,就是希望社會上仍然有一個媒體,願意走入去這些事情裡面。走入去,不只是報導,更是要記錄那些公民捍衛自己權益站出來時刻、希望藉媒體作為組織工作的實踐和載體。

1985年,台灣《人間雜誌》創刊號裡,主編陳映真如此自問自答:

《人間雜誌》是一種什麼樣的雜誌呢?

如果用一句話來說明,《人間雜誌》是以圖片和文宇從事報導、發現、記錄、見證和評論的雜誌。透過我們的報告、發現、紀錄、見證和評論,讓我們的關心甦醒;讓我們的希望重新帶領我們的腳步;讓愛再度豐潤我們的生活。

擔任總編輯的陳映真提出了兩條「牴觸則無效」的「人間憲法」:

人間雜誌》是以文字與影像為語言,來從事紀錄、發現與批評;《人間雜誌》是站在社會弱小者的立場去看,去認識社會、生活、人、大自然、歷史。

「我們報導的都是沒有臉的人,被主流媒體所不屑一顧的社會真實。」

21世紀20年代,無論順風逆風,《基進報導》 將會一如以往,繼續在微光中緩緩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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