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郊

以土地業權作為特權根據 鄉黑一體是必然?——原居民只是政治身份,不是社會身份

元朗近日出現大批白衫暴徒,攻擊無辜路過的市民。這三兩天Facebook廣泛流傳來自村代表、新界村民的錄音留言,懷疑不少白衫人士都來自「元朗六鄉」的各條鄉村,不少市民矛頭都直指來自這些鄉村的原居民社群。

在香港,原居民被認為擁有特權。除了男丁丁權、永久土葬的權利外,新界大部分土地在第一次進行登記時,絕大多數均由原居民、原居民家族以祖堂形式持有或與原居民相關的家族持有。因應這些特權、加上新界傳統的歷史文化,令到新界鄉村原居民的形象和發展,與香港島和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的村落形態完全不同。

由「鄉勇」年代到今日的「鄉黑」年代

我們先重新認識新界原居民,到底是如何出現。今日的新界原居民主要分本地圍頭和客家兩大族群,前者主要是唐宋時期早已南遷的居民,以江西為主,亦有部分為客家人,這一批後來以圍頭話為主的族群,被認定是最早一批新界原居民。後來清代經歷為防止台灣明鄭政權的遷界和復界,圍頭回歸時,亦有一班客家人隨之來到香港定居。這些客家人有些向本地人以稻穀承租土地耕作和生活,有些則會在比較偏遠的地方生活,但隨著家庭人數增加,鄉村的擴張就與周圍鄉村起磨擦。

當年,在廣東地區的廣府、圍頭人與客家人的衝突很多,除了因為經濟活動而引伸的衝突,在香港更與本地人爭奪土地;而由於清末不少家族子弟都接受過軍事訓練,不少這些衝突演變成一連串的械鬥,清政府又無力處理爭執。這些家族與家族之間、由多條鄉村組成的「約」、「墟」之間的衝突,演變成華南地區大規模的械鬥戰場。

本地人與客家人的械鬥被稱為「土客械鬥」,出於保衛家園的決心,不少家族都會成立自己的「鄉勇」兵團,而且更會在圍村門口設立城牆和護成河,這些設施今日在部分圍村仍被保留下來。這些鄉勇兵團,隨著城市發展慢慢演變,變成了今日一些「地區勢力」,有些亦與本來慶祝神誕而組成的民間組織如青年會重疊。這些地區勢力因應土地利益分配,亦會與三合會合流,或成為其分支。

業權上的土客之爭

細說回頭,要重返17世紀的香港。當年英國人在1841年接管香港島後,雖然表明會繼續以華人傳統風俗治理香港,然而當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香港島正式成為殖民地後,為了跟隨英國本土「土地國有」的原則,要求地主將地契轉為英式契約。簡而言之,即是將以往的「永久業權」改為「批租形式出售」。現時香港島除了聖約翰座堂的土地屬永久業權外,所有土地均以75年、99年、150年或999年批租。換言之,持有地契的人士,除了需要向政府繳交土地地價,更要每年向政府交地稅,以體現土地國有的原則。

英國人接收九龍時,亦以同樣方式處理土地問題。不少地主(特別是居於未租借的新界地區、深圳、寶安等地的居民)都未有更新契約,香港政府就沒收了這些土地,並將之拍賣換成政府收入。

1898年,英國與大清簽下《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新界土地後,先進行實地考察,並在1899年4月才開始接收。雖然時任輔政司駱克建議將新界盡量維持現狀,但由於訊息混亂,令到不少鄉紳都憂慮新界將會再次重蹈香港島和九龍覆轍,土地業權被政府收回,更要改變風俗和稅收安排。

於是以屏山鄧氏為首的原居民「鄉勇」與英國政府爆發衝突,但由於實力相距懸殊最終衝突只維持六天後,逐村受降。其後時任總督卜力(即卜公)從寬處理起事者,政府在1900-1902年間進行了土地測量,並在1905年正式在新界設立「田土衙門」,接受新界地主以「集體官契」的形式,為持清朝地契的業主或家族(祖堂)進行土地業權的登記,並劃一批租75年(其後續租24年)。

然而,「田土衙門」所謂「衙門」,正正是它亦需要處理土地上的有爭議情況。當年不少客家人、非圍頭人在圍頭人的土地上居住和耕作,在明清年間,一幅土地實際的運作是「一田二主制」,土地業權由圍頭人持有,但上面的泥土和作物則由耕種者持有。殖民地官員無法理解這種一田二主的格局,於是田土衙門的官員,決定以實際使用者作為一種根據,將不少原本屬於圍頭人的土地,判給客家人。從此,客家人亦擁有了自己的田地,所以現時在新界的鄉郊,你會見到有些客家圍通常都是一定排開、位於相對偏遠的小路邊,通常都是客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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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地區的集體官契文件

原居民身份實為政治分配

圍頭人被迫接受與客家人平起平坐,而在土地權益問題上,也開始成為利益的共同體。1923年,多個鄉紳反對政府擬推行之建屋補價政策,成立「新界農工商業研究總會」。其後時任總督金文泰飭令「新界農工商業研究總會」改組為鄉議局,並賦予更多權力,例如民事案件的處理、宣誓等亦交由鄉議局處理。自始,新界原居民鄉紳的政治權力就不斷膨漲,即使到了今天,各鄉村的鄉事委員會主席仍為區議會當然議員,並在立法會擁有幾乎是當然的一個功能組別議席,形成了上層原居民的政治特權網。

不過,這些「特權」也不一定適用於所有鄉村,更不是所有「原居民」都可以享有。事實反而是,隨著政府政策的改變,一些特權和身份都可以轉變,這個「原居民」的身份,並不是一個完全以血統定義的身份,而是政治身份。

在1937年,香港政府將界限街以北、大帽山以南的地區劃為「新九龍」,雖然各村仍然由新界理民府管轄,但各村村民失去了建屋權。到了1957年,政府收回黃大仙竹園鄉(殘餘部分成為今日竹園聯合村)興建黃大仙徙置區(即黃大仙下、上邨),可是未有補償或安置農戶、商戶、廠戶,並以極低價錢收回私人土地。後來竹園抗爭愈演愈烈,在中國外交部和英國國會的斡旋下,倫敦下令殖民地政府妥善安置和合理補償村民,例如以地換地、分配工廠大廈或舖位等,引入開耕費及青苗補償制度。

可是,這個被命名為「九龍十三鄉委員會」的爭議行動及組織,可謂功敗垂成。除了殖民政府廣泛設立街坊會分化村民,到了1965年清拆牛頭角村時,村長繆其安接受政府收地賠償建議並說服村民棄村,全村遷往徒置區油塘灣邨,接受賠償和安置,繆其安亦成觀塘街坊會的管理成員。毛始,政府就以牛頭角村的清拆作為九龍區鄉村的安排範例,即使部分居民在1898年前父系家族已在香港生活,不但「原居民身份」不再被承認,更以往的以地換地更不再在未來的九龍拆村中出現,與新界原居民鄉村必須「拆村賠村」的安排大相逕庭。

中英談判期間,新界鄉議局提出「認可鄉村名冊」,最終在《基本法》40條中所保障這大約700條認可鄉村的新界原居民傳統權益。然而,同樣有百年歷史、法理上同為新界的九龍十三鄉,卻被排除在外。無論是殖民政府到中國政府的視角,都只不過是將特權交予有政治能量的鄉議局、鄉事派,而不是以任何文化或血緣去定義這個身份。

由此可見,新界原居民的特權並不是一種完全以宗親或家族為單位而被賦予,亦不是考慮父系家族的居住年期為指標。不但香港島、九龍的原住居民,並未享有同新界原居民同樣的特權和地位,而且新界原居民的定義與身份,亦會隨時跟隨社會變遷而起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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