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動

再寫「獨立記者」、「公民記者」、「社運媒體」

當攝影記者協會前主席郭顯熙被罷免的同時,一班在媒體市場上更為邊緣的媒體人、參與者,似乎也在運動的中失語。有多年來游走不同社會運動、薄有名氣的公民記者/公民媒體受到群眾質疑採訪的動機和身份;媒體市場邊緣的獨立記者亦因PPA事件,面對公眾和政權兩方面的質疑。

雖然我認為兩者並不完全能相提並論,然而今次反送中事件的媒體明顯演化成為另一種生態,也是值得討論,所以將在關震海FB的留言續寫下去。首先想作出一些定義:這裡想討論的兩種媒體形態基本上都可被稱為「非主流媒體」,但除了以網絡作為載體這一點以外,基本上完全是兩回事。

首先說「獨立記者」或個別「公民記者」,狹義來講可以是「會進行實地採訪的自由撰稿人」,但更宏觀去看,其實是近年大型媒體為減輕人力成本,於是將不少報導和版位都開如以外判方式,由獨立記者或攝影師承包。承包的方式可以是報社先擬題目再找適合人選,又或者記者/記者團隊本身薄有名氣和網絡,報社已預約接收作品。可以是有薪,也可以是無薪,但總之「報導」必定是核心目標,社會運動本身是他們「報導」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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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講我自己,本身在民間團體任職,在工餘時間建立了《基進報導》這個網站。我們早於2017年就表明,拒絕向立法會及政府新聞處申請採訪證件,亦不會為團隊安排記者證和反光衣。《基進報導》定位是「行動者的媒體」,報導是介入和參與社會運動的手段,亦不諱言自己本來在社會運動裡的明確定位,甚或本身就是落場的行動者。強行舉例的話,除了《基進報導》,蕭雲、《惟工新聞》算是比較相近的形式。

兩種媒體無論功能、組織形態上其實有根本性的差異,補充主流媒體的「不足」也不盡相同。獨立記者填充的除了是行業裡本身的人力短缺,在主流或大型媒體中,也會呈現一種「獨立自主」的個性和精神面貌。華語世界比較突出的獨立記者朱淑娟,在主流媒體出身,獨立後在不同媒體進行大量土地與環境議題的報導,平台由平面媒體到電視節目都有,出書反而是後來的事。獨立記者多數有自己鮮明的專項領域,甚至可以倒過來說,沒有擅長的一條beat,可能也很難走獨立記者的路。另一個核心是,即使不是最重要去做獨立的原因,但收入是一個實質和必定會考慮的因素。記者既是責任,也是身份,更是專業。

行動者媒體則不同,我們所追求的並不止於現實的呈現,更是希望媒體或自己能高度介入運動當中,甚至影響運動的走向和決策。功能性的情況是:行動者媒體協助議題的組織者包故仔、提供無條件硬件上的媒體支援和記錄,產出甚至會直接在團體的平台同步刊登。更廣義的操作是:媒體成為議題論述首要的載體,成員以報導作為一種自己的社運參與方式,而並非作為最終目標。例如在反送中運動中,《基進報導》檢視原片後,沒有在自己的攝錄機發現嚴重人身侵害情況或獨家畫面,在權衡行動者利益下至今仍沒有刊登清場與暴力警察鎮壓的片段;另外我們也為聾人公民團體提供無償的直播技術支援,亦有在早期組織聾人社群參與整個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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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兩者的採訪動機完全不同,可是產出卻可能很相近,使到兩者在香港很難建立明確分野,又或者有些人是將兩者混為一談。又或者,即使在新聞學院中,也常常將「新媒體」同「公民媒體」放埋一齊,何況需要更多時間理解的「社運媒體」和「獨立媒體」?當然,這兩者之間的分別,又未必很明顯。舉一個具體的例子:經營「眾記聞」的「公民記者有限公司」,定義的「公民記者」(資助公民記者採訪)明顯地跟10年前獨媒、部落格年代的「公民記者」(參與式報導,以個人經歷出發)有所不同,當然我們也不排除眾新聞想再將這個詞語再定義。

我覺得這樣對兩種形態的媒體都不理想,前者受到記者本身專業操守的規範,但由於市場和大眾本身對獨立記者認受、認知不足,除非本身已經跑一段長時間港聞,否則也很難會達到公眾、閱聽人對媒體客觀、專業的基本要求和期望;另一方面,政權也不視獨立記者作為一種被認可的報導者身份。

獨立記者無論有無牌頭,如果都能有受到廣泛認可的專業團體的保障,例如HKPA或HKPPA發出記者證去認可身份,是比較能夠在業界自律和實際操作裡取得平衡的方式(當然我個人對這做法有保留,因為我覺得在一個公眾地方或公眾集會進行記錄本身就是公民權利,但這留待稍後再討論)。然而這視乎協會本身能否取信於公眾,尤其今次PPA的事件,公眾對攝記的觀感一定有所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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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者希望自己成為運動的一部分,但當由日常與組織者、團體夾故,變成在今日沒有大台、群眾高度自主的模式,由於無法同商業或受薪記者建立明確分野,公民記者難以取信於行動者、組織者。我的觀察和經驗是,因為公民記者或行動者媒體拒絕掛證、穿反光衣,放棄「記者」的特權和相對安全的身份,願意成為「群眾」的一部分,卻反而面對被群眾質疑身份的壓力。

然而這是現在的社會運動必然情況,而且將會在未來持續下去。唯一拆解的方法,就是取決公民記者、媒體人在報導取材上的取捨。那些兵荒馬亂的畫面,似乎不是我們唯一想要的東西;甚至應該從廣泛性的社會議題抽離,開拓更多小議題的報導空間、或者在「老生常談」的議題中持續記錄和報導。(當然,抽離也不代表一切,組織者對主流媒體的依賴,又使行動者媒體和公民記者面對另一種壓力)

這長篇大論至此並非要去做比較,反之,獨立記者與行動者媒體、公民記者分別補充主流和大型媒體不同的不足位置,令到香港的媒體更完整和立體,即使這些媒體的知名度和實際影響大議題的能力未如主流媒體–但在個別議題裡,這兩種媒體都是實際影響政府、事件走向的能力。

現在需要公民社會一齊思考:如何令到大眾對這兩種媒體有更高度的認知?如何保障獨立記者(也同時是勞動者)的安全和收入?如何令群眾對行動者媒體和公民記者建立信心?當然,還有一個最實質的建議,就是大家應該更關注、更支持這些非主流媒體,還有這些非主流媒體所關注的人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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