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動

公民社會危在旦夕 民團同工奮力一戰

日頭在lift口撞到準備開工的同工,笑稱自己工餘時間似打半職去做反送中,又搞街站又入信箱。想起來,自己雖然無做街站,但剛剛也同一班聾健傳譯搞民間學堂,再上星期又做了條片,明日遊行想在維園派太陽花,也要去打點一下。然後本身約好做的訪問、寫採通、寮屋迫遷case,仍要繼續。

早些時候發起了的「民間團體同工」聯署,直到今日收到近70位同工參與。其實這個行業也實在特別,我們任職的機構大致上也會反對修例、出一份聲明;遊行當日也幾可肯定是不會集合同行。這種身份認同,似乎不是一種能夠被組織起來的力量。

但以幹事/組織者身份去參與聯署,這種意義還是有的。之前有前輩過世,同朋友討論時也感嘆:有些人花了一生人時間「為別人」爭取權益,卻沒能照顧好自己身體。在修例事件裡,各個團體當然也有自身憂慮,但在中國大陸近年對NGO、網媒編輯、維權人士、律師、教會打壓的情況來看,除了針對整個機構的行動,更大的危機就是針對個人的行動。

義務參與一個NGO的工作,或許比較容易抽身;但如果是受薪幹事,在修例通過之後,就有可能要承受本身合約訂明工作範圍以外的引渡危機,尤其工作與中國內地相關的的工作。早前討論「明日大嶼」的時候,就有獨立記者去廣西的掘砂場調查、拍攝;也有同伴會常常研究珠三角的規劃文件,從中了解中共每個五年計劃裡,香港被規劃的情況,這些工作幾乎可以說是直接要面對引渡威脅。

「勇氣」並無法解決日後工作所面對的問題,更大的難關,是如何在未來更威權的體制下,推進我們本身要追求的社會改革?另一個情況是,在愈見威權的政制下,似乎只有更直接抗衡政權的工作,才能受到公民社會的支持和重視,各個做小議題的團體籌款、搞行動的資源也會愈來愈緊張,對小議題的破壞是難以而喻的——比如從事關注男性性工作者、移工權益、照顧者權益、寮屋及劏房工作的團體,整個民間社會本身就可能只得一兩個團體、三兩個幹事去做,無論是被迫NGO化還是業餘化,都會令這些前人好不容易才經營下來的事情再次被推回社會的邊緣。

除了作為從業員的身份而憂慮,小議題的泡沫化,無力支撐社會的多樣性。修例之後的地震餘波,足以將本身薄弱的公民社會連根拔起;即使對選舉政治,也失去公民社會的後盾和支援。未來的出路也實在不多,業餘化似乎是這些小團體少數能走的路,要繼續維繫市民對這些議題的關注,難度極高。

在此也看向每一位能力工時與薪金完全不合比例、然後在放工(可能也不算是放工)時間仍四處開街站、派單張,全情投入抗爭和組織、盡力去經營這個公民社會、在絕望裡依然默默工作的各位致敬,尤其是有份聯署的每一位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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