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手記

當查良鏞離開我們

現代新聞學由普立兹發揚光大(普立兹本身就是靠搞小報發達),由工業革命開始,大部分新聞機構由資本家持有,代表著資本家去監督社會。

當然老闆也會容許一定程度的採訪自由,或者基於人文精神而對弱勢者同情,但在近代歷史裡,媒體在有些時刻推動了社會改革,可是大部分時間、大部分媒體事實上都成為國家機器打壓人民、為資本家塗脂抹粉的工具,民主國家憲法中的Press of freedom被理解、弱化為「出版自由」而非「採訪自由」(引日本漫畫《真相夜線》,出版自由是老闆的,採訪自由才是記者的),數不清的人和社群被媒體霸權欺凌和傷害過。

直到今日,click上所謂民主派媒體的《壹週刊》,一篇又一篇挑動對移工、性小眾、難民與大眾對立的文章,依然得到讀書歡心。

查良鏞將記者與老闆視為「僱傭關係」絕對反映現實,事實上新一代傳播者也絕少在大部分機構中向老闆爭取新聞自由,甚至為上位、為保自己報導空間而自設紅線。昔日在獨媒有前編輯對尚在院校讀書的特約記者們說了一句,印象深刻:「你今日都唔敢同我地撐,第日點使旨意你入去同袁志偉撐?」新聞自由的倒退、媒體對弱勢者的血刃依然,這些固然要向老闆與主管問責,但前線、甚至讀者、傳播學院,亦不無責任。

當傳媒行業的低薪甚至欠薪、實習無薪情況,有些老闆和所謂前輩就會衝出嚟講「喺XX報做,個朵值幾千蚊。」「嚟呢度學嘢,仲值錢過你份糧。」哦,而家又唔係僱傭關係啦,要講理想啦。

主流大眾,甚至行內人,其實都不會仔細區分傳播行業的不同面向。甚麼公共廣播、獨立媒體、社運媒體,還是只會被理解為跟主流有少許不同,記者編輯主播傳譯攝影工程,都是同一個工作。所以到頭來,始終是共業。如果查良鏞離開真的代表一個時代終結,希望那些由上而下生產報導和新聞的年代和風格,也隨著查老先生的離開長埋黃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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