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關注

容不下長者的香港街道

【本網訊】走在香港的街道,西裝白領匆忙地穿插於人群中、太太們閒情逸致地購物,一家大小閒逛享天倫樂⋯⋯有多少人會留意到那些總是彎著腰、在一街角落默默清潔的他們?他們頭上頂著防曬帽,身穿白色防曬衣,套上食環署清潔工人的藍色工衣工褲,再搭上一件當反光衣之用的膠質黃衫。三十多度高溫加上侷促的裝束,未工作就已汗流浹背。但他們不敢除下制服,生怕因無合適制服而收到食環署發出的警告。整裝待發,又開展清潔工友的一天。

8月6日觀塘外判清潔工因不滿食環監管工作刻薄、剝削工友而發起罷工。食環署隨即與外判承辦商立高清潔服務公司開會,會後立高負責人表示食環署答應「放寛」公司,便要求工友復工。

三個關注清潔工人權益工會指責食環署沒有檢視外判制度問題及監管漏洞,就放寬對承辦商的監管,擔心食環署本末倒置。政府對現有制度的漏洞視若無睹,結果出現工潮,便拿出急救包止血。工會指,沒有制度上的改善,合約指引依舊模糊。

按現時政府給予外判公司的投標合約,政府並無清楚指出承辦商如何改善工人處境,也無要求提高工資及增加人手比例。政府無意在核心問題上開刀,結果食環署的「放寬」,淪為只是打著「提高工人勞工權益」的旗號,助長外判公司繼續以低成本營運,縱容他們漠視人手不足問題,欺壓工人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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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外判合約只著效重效益

清潔服務業職工會組織幹事梁芷茵指出,幾千名的清潔工人中,有約六至七成為65歲或以上的長者。政府把清潔服務業外判,外判商以牟利的動機投標,加上外判商是以價低者得的機制獲得合約。外判商需壓低一切成本以獲取最多利潤,以最低工資聘請員工。而這個待遇,往往只吸引到老弱的基層長者。

梁芷茵指政府按年增加外判清潔公司的投標價,公司卻無將此轉益工友,工友薪金依舊維持最低工資水平。工會綜合2017年食環署清潔外判新合約,全部均遠高於最低工資的升幅(即清潔工人薪金升幅)。2017年5月最低工資由每小時32.5元升至34.5元,增幅為6.15%。但以牽涉工潮的立高清潔公司為例,各區投標額,扣除最低工資升幅,則比上一份合約額外升幅達8.6至24.3%。因此工會要求政府在外判制度中加入「生活工資」作投標計分指標,使工人能直接受惠。

食環署職工權益工會副主席李美笑指政府合約只著重效益,「唔係淨係攞啲老人家湊夠數就算」她說。她認為外判合約一直都存有問題,她指出很多時外判公司為減少成本而欺壓員工,令清潔工人工作量大增,但政府則無檢視公司對工人的待遇,只著重結果。她舉例,以往早晚班工人各工作8小時,包一小時有薪膳食時間。後來為節省夜更工人飯鐘開支,則改為早班10小時及夜班6小時一更。工會曾於2008年時曾向署方反映夜班清潔工人需連續工作6小時,不包膳食時間是不人道的安排,但投訴無果。李美笑氣憤地道:「佢地話問過勞工處唔犯法,無違反勞工法例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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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環署監管施壓予工人

三個聯署的工會則指出食環署方監管力度錯置,把壓力給了食環前線監管人員及清潔工。8月6日的工人罷工事件中,有工人指責食環署刻薄,連工作時喝水也被警告。在外判合約中,政府沒有列明承辦商需要給工人的休息時間及時長。清潔工人長時間在酷熱的環境下工作,他們會除下不透氣的反光衣,也會停下工作喝水、進食及休息。不少工人則因以上行為收遭食環職員指責及警告。對於上了年紀的清潔工來說,需要連續大量的體力勞動不休息更是磨人。

老工友以外,還有拾荒老人。在別人眼中,他們的共通點大概是宛如過街老鼠如斯一般不受歡迎。在街道上的生態圈,他們同樣是最底層的一員,但他們卻是支撐生態圈最重要的部分。新福事工協會轄下的「捨平台」於本年3月進行有關拾荒者的調查,發現超過八成受訪拾荒者為60歲以上的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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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平台圖片

被歧視的自僱拾荒者

63歲的拾荒者陳恭䔵(北角蘭姐)在上月23號晚上在北角收集發泡膠箱及紙皮箱期間,將一貨物品置於距離手推車不足15 米的地上。不足兩秒,兩名便衣警員以在公眾地方棄置垃圾為由,向她發出告票,罰款1500元。拾平台成員連同蘭姐在30 號到食環署與署方談判,並提交申辯信。直至本月14號獲律政署口頭證實會撤銷對蘭姐的控罪。

從被票控到提交申辯書都陪同著蘭姐的拾平台成員趙日輝指,食環署高級職員在傾談途中曾勸言蘭姐即使今次撤銷控罪,下次也要小心一點處理回收物,以免造成誤會再被票控。

蘭姐曾開刀做過兩次手術,並需要長期複診。她直言這次被票控對她的健康帶來很大影響:「每日都擔驚受怕,食唔安瞓唔落,發燒發咗幾日都唔退。」她從事拾荒工作已有十多年,這是她頭一次被食環職員票控,但也是最後一次,「唔做啦,退休啦,對我影響太大啦」她說。她慨嘆食環署不理解拾荒者回收廢物的流程,認為在執法人員眼中拾荒者只是在「執垃圾」。

從事拾荒工作四年的黃月嫻(黃姐)則對北角蘭姐被票控一妻感到不值,「戥佢(蘭姐)唔抵,我覺得食環署成日蝦我地。」她表示天未光就已經掃好自己的「地盤」,每天至少掃四次,會用膠袋袋住回收物,不會胡亂棄置。她未試過被票控,但就曾被收走車仔。她哭訴曾幾次被收走謀生工具,若要取回工具,則要付上一千五百元告票罰款。

黃姐憶述曾有街坊得知她被沒收車仔,好心借她一部,但開工一天就再遇到執法人員沒收。她求情指車仔是街坊借出,希望能取回還給別人,但求情不果。她表示「想開工都無得開」、「個幾月無執紙皮,生活都開始有問題」。她雖感無助,但這位拾荒老人並無放棄拾荒工作的念頭,她知道總有人在支持她:「有街坊行過同我講:『唔好放棄,我地唔會睇你唔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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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悲歌

代表食環前線人員的食環署職工權益工會副主席李美笑坦言:「我哋呢對拾荒者又愛又恨」。她指拾荒者對社會有利,幫輕清潔人員收集垃圾工作之餘,亦對環保業有所貢獻。

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坦言拾荒者被打壓的現象是香港悲歌,他指本港每天至少有數以千計的拾荒者勤懇地為社會、為環保作出貢獻,但這些人卻正是受社會、制度及政策所邊緣的一群。

不少人對拾荒工作有所誤會,認為與「執垃圾」無異。但其實拾荒是清理垃圾的過程,並不是製造垃圾。清潔工人清理街道的垃圾,同樣地,拾荒者也在清理及處理別人的垃圾。有不少人曾提出拾荒者可輕為從事洗碗或清潔的工作,從而獲得比拾荒來得更安穩的生活和較高的收入。拾平台成員趙日輝解釋,現時大多拾荒工作者皆為長者,身體機能較虛弱的他們未能應付高勞動性工作。

我們需要清潔工人、需要拾荒者,卻沒有一個友善對待他們的制度,甚至處處相逼、欺壓。清潔工人、分類回收的拾荒者,這些人往往是需要社會照顧的老弱社群。窮老人為社會清理街道,我城卻容不下他們。試問沒有了這些老人,香港的街道會變成怎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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