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關注

朗豪夜市:由四箱香蕉和四位工友說起

【本網訊】過年限定的小販市集,隨著大年初三結束也劃上句號。網上傳來通地垃圾的相片罵聲一片,有人批評香港人沒有公德,有人批評消費者只顧享樂而忘記兩年前,大年初一晚上的種種畫面。香港人配不配有市集?這種熟食墟市,是否必然地會製造大量垃圾?我們跟當值的清潔工友、義工、檔主了解過,嘗試調查現場的垃圾的情況、回收可重用物資、以及了解清潔工友的勞動情況。

四箱香蕉

砵蘭街上,當150檔小販在行人路上叫賣、煮食,檔主們身後,你總會見到一個半個黑色垃圾箱,幾乎每20-30米就有一個,地鐵站出入口亦放置了一個。據工友說,這種垃圾箱叫做「660」,應該就是代表每箱可收集660公升的垃圾四個輪子有鎖定裝置,可以固定在平路之上作為臨時固定的垃圾筒,不少人都自然地將垃圾放入垃圾桶裡,不管垃圾箱是否已經爆滿;而頂部有一扇門,在滿載後可以將蓋反起蓋實。理論上每個660滿載後,工友就會將垃圾箱推回垃圾站,垃圾站內的車斗會將660夾起,將倒入去車斗裡面,清空垃圾桶後再推回街上。

大部分小販都提供即棄塑膠餐具,這是香港人過去一直少有使用自備餐具,即使是年宵市場也會製造大量棄置餐具。光顧小販或熟食市集,確實是有一種「隨意」——隨意地買賣、隨意地進食對食客來說,只要將垃圾放入垃圾桶,不會令到環境衛生變得惡劣,自己的責任也完成了;不使用即棄餐具,似乎這種「隨意」的輕便就會消失。

香港的公民教育,從來只會教導我們垃圾要放入垃圾桶、肯做環保就更好。而到底垃圾的製造是否必然?無論是辦年貨還是撐小販,是否製造不必要浪費的藉口?這似乎不在教科書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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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棄置的餐具和食物 (攝:彬@維修香港)

小販風情應該發生在我們日常當中,而不只是過時過節的期間限定,支持、認可墟市的出現,將小販重新置於日常當中。小販對廣大市民也說,這種隨意的消費和自由,也是對抗地產霸權的重要平台。但問題是,現在出現的小販市集看似真實,背後卻是虛無——過年期間的出現的小販夜市,只是一個向社會表述訴求的示範單位,我們真正需要的,是慣行且有序的小販政策,讓基層市民可以自食其力、買嘢食不用幫手交租。當黃錦星帶頭叫大家裸買之時,如果「光顧小販」變成了尋常事,推動「自備餐具光顧小販」就是政府應該要做的公民教育。

不過,有些浪費也是檔主們必須正視的:首先是在垃圾站裡,義工救起了四箱「地捫」香蕉,有兩箱甚至是未開封的,亦有些麵包在垃圾桶裡出現。工友說,這些狀態良好的食物根本不應出現在垃圾站;660的筒裡還發現煮食爐具、枱凳,有部分被維修香港拿去重用或修理,四箱香蕉也在土瓜灣派發了街坊。

另一方面,部分檔主將發泡膠箱堆在本來可以容納更多垃圾的660裡,令到這些660明明可以載得更多垃圾、但落斗時根本不重,可能只有平時重量的一半。不少人都認為發泡膠不可回收,事實上將發泡膠打碎加熱變回塑料後,可以製成膠條再次再次壓縮及切割程序,變成膠珠,製成再生膠物料。據工友指,這些發泡膠箱即使不拿去回收,工友平常也可以拿去交給別人重用,但棄置數量太多,只能直接倒入斗內;可是斗內的空間也被這些發泡膠箱佔用,結果去到大約5時許,垃圾站裡的斗已爆滿無法再倒新垃圾入去,十幾個660桶只能泊在站外,等候7點鐘另一輛車來替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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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點鐘有待處理的垃圾箱 (攝:彬@維修香港)

有些人會認為,即棄餐具在市集裡是無可避免地出現,而小販製造的廢物似乎也是理解當然——因為運輸倉存成本,比起將這些「廢物」重用得到的利潤更大。只是這種理所當然,實際上也是建基於對利潤最大化的追求。記得以往在太安樓路口的糖水小販,自己每日會準備幾十碗和湯匙,再自備摺枱來開檔,小販也不一定要製造大量廢物,只是選擇的差異。如果我們都將環境的可承載力,都計算在小販的成本之內,其實我們付出的成本,比我們可見的要多好多。

四位工友

年初三晚,負責砵蘭街清潔的工友有大約5-7位,據交談所得,凌晨3點之前有四位工友當值,工時是「幾個鐘頭」,理論上都應該在3點收工。不過,如上文所述,這個場面根本不可能不需要加班處理,在現場觀察,部分工友也超時工作了2-3小時,雖然有人說不介意,但也有工友感到不滿。不但止工作辛苦,而且過年期間的薪金也沒有增加。

工友的工作流程,基本上都圍繞著那大約20個黑色的660桶,由於行人路擠得水洩不通,工友的工作範圍都只集中在馬路上,個別負責(橙色)垃圾桶清理的工友,嘗試將手推車推上行人路,但也實在太擠迫。於是,工友基本上只能處理馬路上和朗豪坊一邊的垃圾,由外圍望過去,工友見一件就掃一件、馬上倒落660裡,所以馬路上是很乾淨的。不少檔主都會自備黑色垃圾膠袋,將自己或部分食客製造的垃圾收集,並定時定候將他們放入垃圾桶裡;或者趁工友推車經過時放入去。

 

這些工友本身也在油尖旺區工作,有工友說,清潔管工即使幾經爭取,也只能夠爭到$350一工,而當中的50元也不知為何扣起,所以實際上他們的工資只有一工$300。昨晚自發協助工友清潔街道的義工大約有10個人,已是政府工友數目的總和有多。

這間外判商是萬成清潔服務有限公司,2016年8月投得旺角區兩份清潔標書兩年,合共價值1.3億,合約直到今年8月底結束。萬成清潔的母公司萬成環球控股是香港上市公司(8309),其最新一份季度報告中寫道:「在高勞動成本及激烈競爭的情況下,環境清潔解決方案行業的經營環境將繼續面臨挑戰。」不過在這種「挑戰」下,萬成在去年底前三個月,就已投得3份新服務合約,合共約2.42億。而在2017年4-12月,萬成環球在「街道潔淨解決方案」的收入,總共約為2.27億。

這間上市大企業,以300一工的薪金,聘用4位工友清理砵蘭街小販和市民製造的垃圾,即是在3點鐘前,香港政府通過外判商,向4位工友支付合共1200元,去清理整條街道的垃圾。

我們視製造造垃圾是理所當然,然後幫我們倒垃圾的人、這集體剝削的工種也是理所當然,,然後我們繼續習慣,繼續視之為日常。於是我們和外判商、政府合力製造了一部巨大的剝削老人家、剝削清潔工人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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砵蘭街的清潔工友 (攝:彬@維修香港)

默許的市集,默許的剝削

警員指示小販控制在一邊行人路上(朗豪坊的一邊只有零星兩三檔),又在近地鐵站出口一邊放置660桶,平時不會出現在砵蘭街的馬路上,可是在年初一二三,卻被政府推上馬路上;這種行徑,連同在場警員的指示,某程度上在制度裡是默許了小販們的存在。而當政府默許了這種「存在」,將砵蘭街的一條行人路放任人民「自決」之時,背後卻因為這種暗地裡的不干預政策,令民間社會出現一種爭辯、同時也在無形間默許剝削的發生。

這篇文章寫到這裡,其實也無法總結一個說法,去作出批判或回應朗豪夜市的種種問題。如果回到政策層面去討論,民間團體和大眾,未來要關注的除了流動小販的規範、合法化,垃圾的處理、可回收物被棄置、清潔工友被剝削,通通都需要被納入倡議的框架之內。但對大眾——去光顧小販的朋友、擺墟的檔主們來說又可以做甚麼,令到日常被剝削的自己不會成為剝削者?而在清理街道的義工(包括我),到底是為了希望延續夜市去清潔還是自我實現?我們關注夜市出現的剝削,但每日每刻都被剝削的工友,我們又有幾在意?唯一而虛幻的答案是:努力生活,不停思考,尋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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