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網訊】在灣仔深處有一大堆文創空間,謝樂筠在一旁自逕燒著玻璃。在葡萄牙讀碩士的她,利用假期回港工作。

三年前同一天,她被警察抬離公民廣場。

當年作出這個決定,謝樂筠說是道德多於號召:「當時也有跟正在工作的朋友一起來,但他說自己沒有能耐做更多;而我就想,作為學生其實沒有太多顧慮,於是就決定走多一步。」

2014年的雨傘運動,謝樂筠正在浸大讀藝術,她被釋放後跟一班同學在海富往政總的天橋縫起數十把雨傘,又有製作文宣、傳單。在龍和道的前線,佔領區的帳篷,也有她的身影。

「雨傘運動之後做了甚麼……應該就是忙於準備畢業作品吧。然後去了幾個月荷蘭,本來也會在英國工作,但簽證出了問題,輾轉去了葡萄牙讀碩士。」

這個決定,跟雨傘運動有關係嗎?謝樂筠憶述,當年她曾經以為藝術是可以做出很大的改變:「但其實也不必然,我不開名,有些藝術家的work不算很好,但他的作品做出很大的影響力,只是因為他的地位。」

「去葡萄牙讀書這個決定,或多或少都是覺得,如果想更有影響力,自己就要攀高一點。不是一定說要教書或怎樣,但當年作為學生,即使被媒體包圍著、被重視,但實際上好像也沒有甚麼改變。」

謝樂筠認為,只有站上更高的位置,才更有影響力。而這種「高」,不一定是要去教書,也不一定是要有高的社會地位。某程度上,是覺得過往的自己太渺小。

這種對運動失落的感覺,似乎廣泛地出現在很多參與者身上。謝樂筠甚至覺得,當年自己所想的一套,似乎很現實有很大落差。

叩問三年前的自己

「而近來也開始覺得自己對藝術有點誤解,我一路認為art可以改變一些甚麼。讀BU的時候,總是想做work可以改變一些甚麼,但就像衝入去之後,好像也改變不了甚麼,於是就想會不會用自己的能力和身份去做些改變,我當時很相信這是可以的。」

「但在葡萄牙讀書的時候,我開始覺得藝術只是我自己逃避的方法,只是令自己心理上好過一點,但藝術是做不到甚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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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覺得真的能改變,也許只是香港教育下理所當然的想法。有些藝術家活在artist的世界,做件work就擺個訊息是這樣。有些藝術家作品,是跟社會幾有關係、幾偉大,但通人理解不到作品背後的意義,我覺得這就是逃避。」

「如果件作品是一睇就明,那這又是不是一件藝術品?既然一看就明,倒不如寫篇藝術家宣言?這是很深奧的問題,但我覺得如果文字已經能有如此大的感覺、新聞畫面已經能震撼,為何還要做件 art work?」

那既然如此,何不索性轉行?謝樂筠坦言,做慣了就很難走,「二來是我覺得自己不是藝術家,做玻璃只是一門手藝,我之前都不會這樣講,但我做的原因都是很個人的,只是自己想做。如果還要朝九晚五上班,然後又要迫自己投身運動,這很大壓力,無法平衡。」

「創作也不一定要傳遞怎樣的社會意義出來,用這樣東西逃避現實少少,這樣我自己可能可以平衡少少。這應該有很多人不認同吧。」

「至於雨傘,也不可以說無用,至少令更多人看見社會問題,即使所做的不多,還是會在做吧。」

其實也沒有放棄

謝樂筠跟師傅學做霓虹燈、鑄銅,鑄銅的工廠位於洪水橋發展區,正面對拆遷的威脅。

「我也很大掙扎,我留下來不是因為很喜歡香港,只是很想保留這些工藝。我兩個師傅年紀不小,其中一個又要面對拆遷。除了要保留地方,也要將工藝和技術繼續承傳下去。」

「自己對香港的未來也很悲觀,也有人鼓勵我離開,但這實在不輕易取捨。」

這種思想上的變化,不一定會被當日其他參與者——尤其是「同路人」所認同,但卻又確確實實地出現在很多人的心裡,即使不問不說,大家心底裡還是要承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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