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吉隆坡甲洞占利新村發生一宗縱火案,村民懷疑事件與地產商有關,到警署報案,但事件不了了之。

占利新村是一條華人居民為主的「新村」,其源起於70年代馬來西亞政府將土地批給私人公司採石,但土地範圍裡仍有人居住,於是公司與居民口頭協議,在批給土地的範圍邊緣撥地讓居民起屋、耕作。當採石權終結後,公司打算將土地改作多層式住宅大廈,於是就提出賠償以換取村民離開,但金額不高、亦未有處理居民安置的問題。由於公司持有土地地契,於是決定將村民告上法庭,指他們「佔用」私人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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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利新村

占利新村的個案在香港、台灣都似曾相識。事實上,這些情況在大都會近郊屢見不鮮,城市快速成長,生活空間卻大幅滯後,追不上人口的同步增長,結果內城區的居住空間愈來愈少,基層要在近郊地區尋找生活空間。

而這些空間,大多數都沒有通過地契確定,但因為政府無力處理居住問題,實質上允許了這種無地契居所的存在。在香港,政府通過寮屋登記制度、租用官地牌照(官地)作出確認;在台灣,市政府給予都市邊緣部落郵箱號碼及地址作出確實;在大馬亦有類似做法。

這種「有屋無地」的情況,近年因為城市發展需要大量徵地,衍生大量迫遷事件。香港的東北、橫洲發展仍在抗爭中,台灣的高雄果菜市場、新北大觀社區也有同樣問題,而甲洞則是大馬的「代表」,當然三地尚有更多類似個案需要被在地的行動者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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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觀社區

三地有一個共同點:在過去百年內曾被殖民者管理,後來政府易手,在政權易手後出現大量土地業權不清、昔日協議失效、居者無地權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在過往一段長時間都沒有被正視,直到政府或地產商要發展時,利用必然「合法」的手段進行迫遷,社會才意會到問題的嚴重性。

這些沒持有地契的居民,為城市發展曾作出重要的貢獻,政府也確立了在閒置地上自建住屋,是一種民間自行解決居住需要的方式。可是卻因為市鎮擴張、更多是與財團的利益輸送,政府和財團就會夾手夾腳欺負這班沒有被法律保障的居民,更徨論要保障他們的居住權利。

 

最近林鄭月娥在出席一個自稱推動居住權的國際組織所舉行的論壇後,宣布將會推出公私合作的「首置上車盤」,將夾心階層推向必須踏入置業的階梯;而持有大量農地的發展商名正言順收回農村起高樓,這種發展為誰人而做?香港房屋問題確實水深火熱,劏房戶住得細,又要在沒有租管下任由業主宰割;地政處規劃署只會針對佃農、貧苦村民,但權貴霸官地起花園、僭建起高兩層樓卻多年無人執法。

要落實居住正義,不只是組織義工維修劏房、到被天災破壞的地區為人重建家園;我們未必認可卻無法不承認,土地作為一種社會資源,在每個社會都必然受到政權的管轄和分配,倡議者不一定能突破這個關口,但至少不要將居住權弱化到「有屋住就算數」的層次。而其中一個在現體制內的目標,就是要令到大眾和社會認清無地契並不是被迫遷者自主的選擇,而是城市化發展時必然出現的產物,所以社會也必須要照顧他們的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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