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一年前經陳慶源老師的介紹認識到《人間》,也認識到陳映真這位華語媒體界的巨人。其後偶然通過不同渠道,讀過幾篇《人間》的專題,也在台灣遇過幾位朋友,都不約而同地提及過《人間》。

《人間》是與別不同的雜誌,他開拓了一種「報導文學」的風潮,擅長用黑白相片做封面,帶來巨大震撼。但除了在文化上的衝擊,《人間》用「報導」介入社會運動徹底挑戰了我在過去幾年從新聞學院的學習、不同媒體的工作習慣所得出的心得。必須要強調,我沒有把全部47期的《人間》都讀過,也沒有對他們有很深入的研究和理解,甚至我沒法將自己投射在過去或現在的台灣社會裡,去想像這份刊物對社會的衝擊。對於我來講,這種報導介入議題不僅是作為一種方式或形式主義,也不是「特寫」或者「人物誌」,更是一種媒體人關心社會、改變社會的出路。這種方式也一直影響著華語世界的媒體人們,已停刊的《新報》「社會實錄」,曾經記錄了一個時代下的香港邊緣人;近年澳門的《論盡》也隱隱約約見到這種身影;在2015年馬來西亞雨林認識到的嘉美,最近也出版了一本關於馬來西亞行動者的書。當然我不能判斷報導文學在華語世界遍地開花是因為《人間》,但《人間》確實在大家心中有一定份量。

這個看起來起點跟目的地都普通不過的旅程:香港人去台北,由開始到結束,青年旅館的櫃檯職員、台灣社運或媒體朋友、旅途上相遇的人們,都有問我旅程的目的。而這個答案,卻在七天之間都不斷改變著。去了現正面臨拆遷的大觀社區、新店瑠公圳,與台灣原住民交談、認知到台灣的非原鄉部落。有一位太魯閣族朋友Abas,跟我分享蘭嶼核廢料的事件:「我不明白這種美麗的地方,為何要把核廢料倒在那裡。」(香港人可以這樣想像政府將核廢料倒在東平洲)在飛機上再翻看買回來的《咆哮誌》,《人間》的攝影記者這樣形容自己的工作:「我們必須要參與生活、介入生活,理解受訪者的生活,才能寫出深刻的東西。」那時我就知道在《獨媒》、《都市日報》甚至《基進》的自己缺的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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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9歲的台灣原住民青年湯英伸誤入求職陷阱,受盡歧視、勞動成果被剝削,酒後將僱主一家三口殺死後自首,被判死刑。當時《人間》雜誌不但製作專題報導,傾盡全社之力嘗試營救湯英伸,最終蔣經國拒絕特赦湯英伸,但事件引起台灣原住民及部分漢人對過往漢原關係的反省,也促成了象徵漢人對原住民刻板印象的吳鳳銅像清拆事件。在凱達格蘭大道上,Abas說蔡英文對原住民道歉後,才發現原來台灣漢人與原住民的洪溝那麼大。由湯英伸事件到今天已經30年,台灣的轉型正義似乎仍未走上一條順利的道路,原住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繼續成為少數、不能講自己的語言,原住民的示威也只有非流媒體和原住民電視台去採訪。在訪談翌日,朋友開車載我到快樂山——一班為生活走到北北基的阿美族原住民,在都市邊緣建立非原鄉部落,卻受到政府迫遷。

我見到有很多新聞界的老前輩,近來都在將「事實」提升到很高層次,但很抱歉,這個社會對真相失去知覺,當然事情的真相是新聞的基礎,但單靠事實是不可能改變社會。新聞學院所推祟以報導為社會帶來改革的一種方法,進行一篇偵查報導令到官員感到尷尬、跟報導了某間小店的故事,在過程可能有很大分別,但對於社會而言卻不一定有很大分別,而我很懷疑那只不過是資本家用作打擊政敵而美化「新聞作為一種公器」的思維。改變社會不一定是以行使「第四權」而進行,這個社會現在最需要的不是一個深信做了一單新聞、將高官踢落台的網站,更不是將弱勢群體作為一種gimmick然後去親近和獵奇的受訪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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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後的人間並沒有變成天堂,據聞有時往蘭嶼的船依然固我地將核廢料放在島上,但討論媒體如何呈現和改變社會,卻跟記者薪酬一樣停住了,甚至倒退了。所以這個旅程對我來講尤為重要,走過社運、媒體前人的足跡,重新反思作為傳播人的價值,在台灣的社運現場中,尋找失落多年或從未出現在自己身上的靈魂,才是真正目的。

放棄一宗「踢爆故」

而在這幾日不斷的沉澱又開拓眼光的過程中,也發生了一件事情,我本來並不打算公開,但有媒體今日刊登了事件,作為同樣收到線報的記者團隊,我有責任解釋為何《基進》並沒有刊登和跟進。在旅途期間收到一位家長X的pm,表示自己的兒子在某院舍被繩梆實,又認為院舍疏忽照顧,導致兒子受傷。他提供了片段和文件紀錄,團隊成員亦跟家長X通電,但據了解並沒有解答到團隊提出的一些很關鍵的問題;同一時間,我們也在另外的渠道聽到對家長X精神狀態的質疑。負責調查事件的成員在星期一收到另一間報館電話,表示至少兩間間媒體將會夾好在星期三(即昨天)出街,問我們是否一起刊登。

星期二晚上,我決定放棄整個報導,而另外一間報社選擇繼續刊登。我必須強調,放棄刊登並不代表事件並非事實,因為無論家長X的精神狀態為何,跟院舍有否虐待兒童是兩件事;而友報亦引述專家所言,表明將自閉兒童梆緊7小時並不適當。作出這個決定,是因為我認為事件有主流媒體報導的話,已經能夠做到「公開事件」的功能;作為非主流媒體,這種對院舍的指控嚴重,我不認為有足夠時間和能力完全了解事件;我們除了要發掘事實,也希望能夠在報導當中討論現時院舍存在的問題,而兩日時間並不足以令我們能夠好好準備,我們也沒有跟自閉兒童共同的生活經歷,若最終沒有繼續跟進,只會淪為又一篇高點擊而無後續的文章。

這個決定若我沒去台北,也許會做相反的選擇。但我認為更重要的,至少作為非主流的傳播者,要有一種對「真相為本」目標的質疑。在知道「真相」之後,傳播者除了要對報導負責以外,我們如何去推進和延續?如何寫出令閱讀人深刻而引發討論的文章?我們追求的理想人間,到底是真相即自由,抑或自由地追求真相?投身議題者也愈來愈少時,作為傳播人的我們只能呈現事實而不大聲疾呼?《人間》並沒有因為報導湯英伸事件馬上帶來了轉型正義,但在30年後即使主流媒體繼續缺席,凱達格蘭大道上依然有著來自台灣各地的聲援者,原民台的出現也開拓了原住民能在輿論打開缺口。當然,更大的改變可能要等待再多一個30年,但我們的選擇,就決定了30年後的世界。

註:感謝陳慶源老師、何榮幸老師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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