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這幾年的日子,愈覺得要做好記者角色,就要先學會做一個人,一個對社會、對弱勢有熱誠,有勇氣去面對世界的公民。

這種勇氣,不是要捉住某人一點兩點的失誤和失言然後無日無之地批判,不是「眾人皆醉我獨醒」地嘲弄主流大眾的膚淺;這種勇氣,是在講求速度的社會裡仍然要用心查證、寫好每一粒字和每一格片段,是在不斷將弱勢者邊緣化的社會裡,無論有幾多觀眾都堅持為無權者發聲和充權。

有些傳統新聞系老師或前輩總會講,你要幫人,可以去做義工,你要做新聞,就要客觀中立。先不論這句話是否真理,但作為記者,作為報人,作為公民,「報導」是我們一種參與社會的方式。好的新聞,能夠帶領社會運動、能夠揭露社會不公。現在的新聞,正正欠缺了獨立意志,少有一種對社會的人文關懷、對真理與公義的追求,即使前線記者如何盡心,這種精神不一定能在翌日出版的報紙裡彰顯。

捍衛正義

1935年,《工商晚報》總編輯、《探海燈》督印人黎工佽在中環街頭遇槍擊身亡;同年,《探海燈》主筆蘇守潔亦告失蹤。在未有網絡的年代,報紙就如Facebook的Newsfeed,主導社會輿論。《探海燈》亦以報導兩廣政情為主,而黎、蘇二人經常抨擊貪污成風、屠殺小數民族的兩廣軍閥,雖然最後押上生命,但可見捍衛立場為民發聲,並非近年才興起的一種價值。

今年度新聞界最高榮譽的普立茲新聞獎「公共服務獎」,由美聯社(AP)一則揭露東南亞漁奴悲慘命運的報導奪得。這種報導不一定賣紙,不一定成功,但至少拯救了一班長年被奴役的漁民,亦讓在享受漁獲的我們,也要停低反思資本最大化下對勞工權益、基本人權的蔑視。

走在邊緣

而在香港,主流媒體空間日漸壓縮,而民間媒體亦因為需要與大型網媒競爭,開始走上一條追求速度、過度煽情的道路。但回想公民記者/民間記者出現之時,正正是因為奠基者眼見主流媒體的不足,才開始提倡由公民自己報導社區內不被重視的新聞,並帶領社會運動走上高峯。無論是2009年揭露高鐵各項弊病、2010年守護大浪西灣事件、N次的南生圍開發、雨傘運動,以至我有份參與的新田軍營回收場規劃問題、東龍島選民問題,不同平台的公民記者,都是非主流媒體中一道重要的力量。

在撰寫教案的過程中,其實我不覺得有甚麼特別的技巧或經驗,能夠「傳承」予下一代,因為技巧可以磨練,但對社會脈搏的觸覺、求知的慾望,是靠浸淫而非幾個課節可以處理,作為導師也只能引導而無法教導。

在教科書當中,有一種記者被稱為「行動主義記者」(Advocacy journalism),致力將他們認為需要被討論及採取行動的議題,擺入公眾的議事日程。雖然新聞工作者希望新聞的決定因素具有客觀性和不帶個人色彩,但新聞事業是基於「選擇」,而「選擇」本身就是件帶有高度個人色彩的事情,受著我們的背景和經歷影響。

在採訪中落判斷的應該是報導者本人,而這些決定就構成了一個報導者,無論是職業或公民記者是否專業。而作為基進/進步的報導者,就更有責任作出合乎公義的決定。

一種抉擇

教科書提出記者應以Potter Box作決定的流程,首先要定義「事實」是甚麼?然後再思索自己的優先價值是甚麼?在好些情況下,即使說出真相是重要,但真相卻不一定是正義,也不一定具有公眾利益。

然後就是報導者個人的道德考量:報導會傷害人?報導的動機是甚麼?是為自己的仕途,還是真正義社區發揮影響力?但無論答案為何,道德動機都必須始終如一,發表的報導才會合乎道德。畢竟在報導者履行報導責任時,當事人也需要為自己言行負責。而作出判斷時,報導者亦要對這個決定忠誠——可能是真相重要些,可能是正義重要些,也可能是做個出色的記者重要些。

報導者不能逃避做出決定,也必須對決定負責。即使角色渺小的報導者,都需要決定所報導的角度、取用哪些證據去呈現事實。而這個決定,在不滿、反對你的人面前也要站得住腳,才是一個道德的決定。

在過往的觀察中,無論是傳統記者,抑或公民記者(而我兩者都做過),絕大部分依然對公義和弱勢者抱有一種熱誠,希望成為Advocacy journalist。只是,在媒體界待久了很易會被磨平,又或者心灰意冷地離開;而主流與民間媒體,也出現良莠不齊的情況,一少數人敗壞了整個行業與記者同工的名聲。記者、公民記者既是個人的志業,但更多全行業一起經營的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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